当时杭州有两千多座寺庙,这个数字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
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历》一书中,谈到他1918年在虎跑寺出家的经历:“杭州真是一个佛教圣地,有寺庙二千多座,可见杭州的佛教文化多么繁荣。”
北宋苏东坡在《怀念西湖寄同学晁梅树》诗中也说杭州有“三百六十寺”。宋朝南迁后,杭州及其周边湖山的寺庙增至四百八十座,也有记载。保守估计,上个世纪杭州至少有四百座佛寺。
弘一法师说这番话的时候,作家郁达夫也住在杭州,他虽然不是佛教徒,但谈起杭州的寺庙,却更带讽刺意味:
如果你沿着湖边散步并数一数,每隔五分钟,你就会看见一位秃头的佛弟子走在众多现代人中间……
他还说,如果说杭州西湖蚊子最多的话,那么排名第二的就是寺庙里的僧尼了,他们是超凡脱俗的人。
但杭州当时的寺庙之多却是事实,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杭州为“江南佛国”,在此之前的吴越时期,杭州已建有百余座佛塔,对文人骚客来说,这里确实是个写游记、写观想的好地方。
但弘一法师在那篇文章中只是简单谈了杭州有那么多寺庙的原因,也许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
20世纪20年代,画家林风眠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并任院长、教授。他在《杭州美术》一书中写道:“杭州西湖寺院众多,足以证明杭州西湖比其他地方更自然美丽。”
意思是说杭州因为风景优美,所以寺庙众多。
全世界,全国,风景优美的地方就有寺庙。为什么呢?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僧人可以欣赏风景。远离尘嚣的僧人生活枯燥无味,没有美景,他们怎么会选择出家呢?虽然这么说似乎不太恰当,但一定有原因。
我无法想象一个僧人坐在一个看不到任何风景的地方,比如今天繁忙的马路边,整天发呆,一呆就是好几年。这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是风景吸引了僧人,其次是他们修建的寺庙,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著名的名胜古迹,从而成为文化的聚集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僧人发现了杭州这个“世外桃源”。
早在晋代以前,僧人们就知道杭州有许多奇妙的地方,便开始在这里修建寺庙。
中国古代文人有两个非常极端的习惯:要么上山找和尚,要么去红灯区找妓女。在古代,和尚和妓女是最有意思、最有文化的人,他们沉溺于琴棋书画。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就可以得到验证。你看贾宝玉,要么泡妞,要么叫嚣着要出家。除了这些人,贾家所有人都是虚伪、刻板、无趣的。
所以,杭州文人多与佛教、道教交往,是有原因的。夏夷尊是居士,在家修行;李叔同干脆出家为僧;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代大诗人范仲淹、苏东坡,以及所有来杭州做官的人,都喜欢与寺庙的方丈、主持交往。
白居易是杭州巡抚,与陶光大师交好。他曾以诗邀请大师到城中游玩:“请大师来与我同食,饭后饮一盏茶。”陶光答诗道:“城中不忍飞锡来,恐惊画楼边莺飞。”这是后世流传的一段佳话。
说得通俗一点,杭州文化也有民间的一面。在以杭州西湖为背景的民间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白蛇传》,讲的是僧人互相说坏话的故事。鲁迅责怪法海和尚多管闲事。法海把白蛇装进碗里,囚禁在雷峰塔下,从此再也出不来了。令人唏嘘不已。
再比如济公,同样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破鞋、破帽、破袈裟、破扇”的杭州和尚,喜欢管闲事,路上见到不公,便拔扇子去帮扶。他的故事在老杭州的普通百姓中也广为流传。
看来杭州的文化和佛教文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