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骨灰为何在成都藏了整整四年？
▲彭德怀
1974年冬，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段俊义冒着巨大的风险，精心组织大家保护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使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四川成都四年之久。直到1978年冬，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平反追悼会时，骨灰盒才及时送往北京，保证了大会的按时召开。
当时我是四川省委书记杜新元的秘书，受段俊义、杜新元委派，和一些同志直接参与彭德怀骨灰的保护工作。
彭德怀是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深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爱戴。但他却遭到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301医院含冤而死。彭德怀逝世后，当时的专案组在向中央汇报时说：“彭德怀是勾结外国、图谋夺权的反党分子，建议改名王川，遗体火化后，骨灰存放在成都普通公墓。”
1974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的骨灰盒被两名身穿军装的人从北京秘密送往成都。骨灰盒上只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送骨灰盒的两名战士拿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来到省革委会办公室，让负责同志亲自会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段俊毅。
他们在见到四川省委三位主要领导时说：“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我们把这个装有彭德怀骨灰的骨灰盒，组织上决定改名，送往成都存放。这个骨灰盒就放在老百姓存放骨灰盒的地方……这些情况你们三位只要知道就行，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要绝对保密。”最后，他们向省委三位主要领导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要好好保管，经常查看，不要更换骨灰盒，不要移动，以免寻找时出错。由此可见，当时已经身患绝症、处境危险的周总理的良苦用心。
刘兴元、李大章、段俊义三人听了两名战士的介绍，心情都十分沉重，低着头许久。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虽然十分悲痛，但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说：“省委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好好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密。”送骨灰盒的两名战士回驻地后，刘兴元、李大章、段俊义三人立即研究如何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决定尽快把彭德怀的骨灰盒转送到成都东郊火葬场妥善保管。此事由段俊义负责组织安排。
段俊义当时身体很差，梅尼埃病又复发，卧床不起。他把这件事交给省委书记杜新元具体负责。但按照当时的“纪律”，他不能告诉杜新元这骨灰盒是谁的；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他又让杜新元把具体负责人叫到他这里来，要当面直接跟这些同志讲清楚。当时省委正在锦江宾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杜新元负责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因此，杜新元一直住在锦江宾馆西楼三层41号房间。杜新元让我把服务组副组长张振亚请到他房间。 他对我和张振亚说：“中央派了专人来成都保管骨灰盒，时间很紧急，责任很重，你们俩直接处理。现在你们俩坐我的车去见省委书记段俊义，他正在等你们，会亲自跟你们讲解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处理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就直接向我汇报。”
段俊义住在省委书记办七号楼，他让余书记带我们去二楼他的卧室，那里门窗紧闭，连窗帘都拉得很紧，屋里没有一丝光亮。余书记把我们带到他的床上，轻声说：“段书记，杜新元同志把您要找的那两位同志打电话叫来了。”
段俊义动弹不得，仍旧静静地躺着，双眼微闭，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滚落到枕套上。他没有擦眼泪，而是轻轻地、缓缓地对我们说：“新远同志已经明确地告诉你们，我病发作的时候，不能动，不能见光；但我还是要你们来，我亲自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两位具体经办的同志，因为这个骨灰盒事关重大，不能出任何差错。”说到这里，他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骨灰盒尽快安全地转移到成都东郊的火葬场去存放。你们要向火葬场的同志们讲清楚，骨灰盒的安全一定要绝对保证。骨灰盒存放后，未经省委批准，任何人不得移动或更换骨灰盒；你们还要经常检查它的安全……”
段俊义讲到这事儿时，有些伤心，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不说话了。等了一会儿，我们站起来和他告别，他又说：“你们别着急，坐下来听我说。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骨灰盒保管好，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一定要做到：第一，绝对安全，第二，绝对保密。”我们都一一答应了。
▲彭德怀（左）与周恩来
杜新元向段俊义汇报后，得到段俊义的同意，此事就交由行政处能干的杜新副处长负责，并联系了我。12月23日上午，杜新来到酒店找我商量，下楼从两名北京来的军人手里取回骨灰盒，联系了民政局，当天下午就到成都东郊火葬场存放骨灰盒。杜新还向火葬场的具体负责人讲解了骨灰盒保管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确保骨灰盒的绝对安全。
杜欣将骨灰盒存放好后，立即回到锦江宾馆杜欣元的房间，向他汇报骨灰盒存放情况。杜欣说：“欣元同志，一切都办好了，骨灰盒存放号是237，不过如果要取出骨灰，需要出示骨灰盒存放卡，现在骨灰盒存放卡怎么保管？放在哪里最安全？”
以前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杜欣提出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想了很久，也没想出办法，有点着急。最后我说：“这个骨灰盒存放卡关系到骨灰盒的安全，放在我们四个人手里都不合适，容易弄丢。最好还是放到省革委会档案室去，登记一下，作为重要档案保存。”
杜新元听了我的建议后，觉得可行，高兴地说：“好！就放在服务组档案室里保管吧。”张振亚和杜新把何淑倩从档案室带出来后，杜新元向何淑倩讲解了保护好骨灰盒存放卡的重要性，并说：“这个骨灰盒存放卡一定要放在档案室里保管，只有我们这里五个人知道，对外要绝对保密。以后没有服务组长的指示，这张存放卡不能给任何人，你回去编个号，写个声明吧。”为了以后备查，我还在笔记本里特意记下了这个骨灰盒的存放情况和存放骨灰盒的卡片。
我们把这些工作全部做完后，专门向段俊义做了汇报，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说我们做事安全、灵活、高效。之后，段俊义和杜新元一直记在心里，多次询问我们骨灰盒的安全性。因此，张振亚和杜新元多次到东郊火葬场检查骨灰盒的存放情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审查和纠正了关于彭德怀的错误论断，再次肯定了彭德怀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但彭德怀已经含冤去世四年，骨灰盒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由少数人秘密处理。加之多次强调“绝对保密”，参与处理骨灰盒的人员已被调离，其他人不可能知道彭德怀骨灰盒的下落。没有骨灰盒如何举行追悼会？如何向世人交代？这让正在筹备追悼会的同志们不知所措，十分着急。于是，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迅速找到彭德怀的骨灰。
经过紧张的寻找，筹备组的同志们终于找到线索，彭德怀的骨灰盒可能存放在四川成都。于是，12月中旬，中央专案组办公室派出两名同志到四川成都，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寻找彭德怀的骨灰盒。然而，4年后，负责安放彭德怀骨灰盒的四川省委三位主要领导均已调出四川，刘兴元、李大章相继去世，健在的段俊义调往北京；当时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正在北京开会，并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 当时主持工作的杜新元书记和参加彭德怀骨灰盒保护保管工作的同志们，并不知道彭德怀骨灰盒存放在成都，更不会想到“王川”是彭德怀的化名。
▲彭德怀纪念馆外雕像
当专案组的同志把找到彭德怀骨灰盒的介绍信交给时任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时，张振亚大吃一惊，急忙解释道：“我知道彭德怀来四川工作，但从来没有听说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四川！你们搞错了吗？”
听到张振亚的回答后，专案办的同志们心中有些失望和着急，但还是试探性地问道：“1974年冬天，是不是有两个解放军战士从北京带了一个骨灰盒到成都保管？”
“是的！是时任省委常委段俊义、杜新元书记亲自交给我们的。不过，那不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而是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盒！”专案组办公室的同志一听到“王川”两个字，激动不已，连声说：“是的！‘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德怀的骨灰盒！”专案组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得知彭德怀的骨灰盒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成都东郊火葬场，十分高兴。他们没有去存放地点核实，而是立即向北京汇报，然后安心地赶回北京汇报。
杜新元书记听到张振亚的汇报后，愣了半天，不敢相信。回过神来后，伏在办公桌上哭了起来。我和张振亚也伤心地哭了起来。大家过了好久才从悲痛中平复下来。新元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一定要妥善保护，同时还要继续保密，等待中央的安排。”张振亚走后，也伤心了好久。他说：“段俊毅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思考周到，考虑周全，组织安排得当，指挥得当，立下了大功！”
一周之后，也就是追悼会前两天的12月22日上午，省委办公室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中国民航局已派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已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彭将军的骨灰必须安全运抵北京。24日，中共中央将召开追悼会，悼念彭德怀同志……”张振亚立即向杜新元递交了值班报告。杜新元看了值班报告后，指示张振亚从档案室取出骨灰存放卡。办公厅立即派人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把彭德怀的骨灰盒接回省委，等北京的飞机到了后立即送去。
省委、军区领导送别彭德怀骨灰盒后，彭德怀原职工作人员热泪盈眶，捧着彭德怀骨灰盒，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停在4号楼门口的车子走去，送彭德怀骨灰盒。杜新元带领我们跟在后面护送。上车前，杜新元带领我们再次向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鞠躬三拜。然后，他热泪盈眶，双手颤抖地捧着彭德怀骨灰盒，说：“彭将军安息吧！”
运送彭德怀骨灰的车辆安全、准时、顺利抵达机场。接运彭德怀骨灰的民航飞机也于当天下午安全、顺利抵达北京。12月24日，中共中央准时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彭德怀的追悼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举行的，举办的规格很高，2000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段俊毅在追悼会上泪流满面，十分悲痛。所幸彭德怀的冤案终于平反了，追悼会才办得如此隆重。彭德怀的骨灰盒在成都隐瞒身份四年后，终于盖上了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主席台中央。身后的帷幕上悬挂着彭德怀巨大的半身像。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丛书》第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