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谁？为什么被埋在这里？
新华社成都9月7日电 川东北小城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矗立着一块绿棉石碑，碑中央书写着“红四方面军英雄烈士墓”。
山坡上，排列着一排排像军阵一样的墓碑，很多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颗五角星，依然鲜红如初。
他们是谁？为什么被埋在这里？
这还得从历史上的一段动荡时期说起。
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新华社记者刘昆摄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安放着无名烈士墓碑。（程聪 摄）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进，翻越秦岭、巴山，战斗三千余里，于1932年12月18日从通江县两河口进入四川，把红旗从大别山插到了大巴山区。
当时，四川军阀连年争斗，土匪猖獗，人民生活贫困。红军入川后，分地、办学、戒鸦片，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积极参军参战。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全国第二大苏区，辖23个县1个市，人口近600万。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长江南北、中国南北之间发展苏维埃革命的桥梁，在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从打破三路围困、三次主动进攻，到打破六路围困，红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川陕苏区经历了二百余场战斗，大批红军伤病员被送往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指挥部王坪村救治，也有不少战士在那里牺牲。
为了纪念英雄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决定在王坪村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碑。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阵亡战友修建的公墓。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公墓经过多次修缮、扩建和升级，并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牌坊。（程聪 摄）
时任红四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设计纪念碑时，把墓碑上的镰刀斧头图案朝下，希望埋葬在地下的烈士，抬头就能看到党旗。她还让工匠在纪念碑的一侧雕刻上她随身携带的毛瑟手枪，希望以这种方式陪伴长眠的战友。
纪念碑两侧有108座刻有名字的独立墓碑，其中有红四方面军某营营长王安忆之墓，他在同江战斗中牺牲时，年仅25岁。
少年离别，永别。今年清明节，安葬在烈士陵园八十余年的王安忆烈士，终于在河南家乡等到了亲人。
每一次“相见”，总让人热泪盈眶。每一个寻亲故事，都牵动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夙愿。陵园管理局通过整理现有资料，整理出222名籍贯明确、尚未找到家人的非四川烈士。目前，已帮助近40名烈士后代找到亲人，寻亲故事还在继续。
今年清明节，红军烈士后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悼念先烈。新华社记者刘昆摄
纪念碑后面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墓穴，墓穴正面墙上有闪耀的红星，墓顶上长满了茂盛的绿草。
“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总医院每天要收治5000多名伤员。”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局长薛元勋说，一开始他们能保证给每个牺牲战士一口棺材，到后来只能卷起草席或者分批下葬。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圆形万人坑。新华社记者吴晓英摄
在通江牺牲的红军烈士中留下名字的有7823人，他们来自全国12个省，其中通江人6000余人，外地烈士1000余人。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名字只是在姓氏后面加上“男孩”或“女孩”等昵称。
文史专家认为，这些名字印证了贫苦人家子弟踊跃参加红军的历史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川陕苏区迅速发展壮大的秘密。
今年清明节，红军烈士后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纪念墙上寻找先辈名字。新华社记者刘昆摄
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红军烈士纪念墙。新华社记者惠小勇摄
集体墓穴后面，是更为气势磅礴的无名烈士纪念公园，一万多块汉白玉墓碑呈扇形整齐地伫立在山坡上，庄严而威严，犹如列队守望这片曾经浴火重生的土地。
集体墓和无名烈士纪念园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新华社记者刘昆摄
那时战争紧急，很多烈士被草草就地安葬，散落在大巴山，没有墓碑，没有名字。2011年，通江县将散布在全县50处17225名烈士遗骸重新安葬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阔别多年的红军烈士终于“归队”，一如当年并肩作战。
截至目前，全陵园共安葬烈士25048名，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
雨后，墓碑上的红色五角星在松柏的映衬下格外醒目，远处青山茫茫。这些战士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碑。新华社记者刘昆摄
“太阳出来了像一盏明灯，我和红军心连心，让我们紧密团结起来，挖掉贫穷的根，种下富裕的根。”这首传遍川陕苏区的歌曲，寄托着革命老区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如今，“小伙子”“女人”们流血牺牲的目标正逐步变成现实，秦巴山区一个个乡村焕然一新，群众摆脱了贫困、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和王坪村全景。新华社记者刘昆摄
后人永远不会忘记，25048名烈士是红色国土上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文字：惠小勇、任戈、吴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