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英雄高士其

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残疾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高士其23岁在美国留学时，在科研过程中意外感染病毒，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长期瘫痪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故事和各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同时，为我国科普创作和科学文学创作的繁荣，为科普队伍的建立和壮大，为科普理论研究的倡导，为科普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8年12月19日，科普作家高士其与世长辞。 高士奇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他为“中华民族英雄”。为了纪念高士奇对人类科学进步的贡献，1999年12月13日，中国人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高士奇星”。今年11月是高士奇诞辰110周年，我谨写下此文以纪念他。

“去掉‘人’字，你就不要官；去掉‘金’字，你就不要钱。”

高士奇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1918年，高士奇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学习，获得过许多学术奖章。

1925年，高士奇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后转学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化学专业。由于成绩优异，他考入化学系三年级，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就在他准备继续从事化学事业时，却收到姐姐不幸死于流行病的消息。他痛定思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夺命边缘拯救出来。他决定追随巴斯德的脚步，将研究转向当时并不热门的细菌学领域。

1927年暑假过后，高士奇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次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的实验室助理。起初，高士奇的研究课题是“食物毒菌”。为了研究食物毒菌对人体的危害，他竟然亲自吞服了一种致病菌液。吞服后，高士奇做了仔细的记录。老师和同学们在为高士奇担忧的同时，也深深地被他这种献身于科学的精神所感动。

高士奇大二暑假过后，回到研究所，又开始研究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打碎了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了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无情的脑炎病毒甲钻进了高士奇的身体。一天晚上，高士奇在图书馆看书，突然感觉眼睛不受控制。他以为是眼病，就到眼科医生那里检查，但查不出原因。后来，他不仅经常犯眼病，而且每天下午都昏昏欲睡。不久，他的左耳也有些耳聋，脖子有些僵硬，转头困难，后来连手都有些发抖，脚也不太灵活。他急忙到校医院检查。 一位神经科医生诊断他患的是脑炎，建议他立即停止学习，回国休养。但考虑到自己还没有学到报效祖国的本领，他还是带病坚持学习，并加入了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协会。

1930年，他不顾眼球经常失控、脖子僵硬、手脚发抖等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位。当年夏天，高士奇乘船回国，回国途中，他走访了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国家，掌握了世界公共卫生现状和发展趋势。

回国后，他以全国五位微生物学家之一的身份被聘为南京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但科学家的正直善良与腐败邪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于是他辞职，住在上海的阁楼里，饱受贫病折磨，勉强维持生计。

他整天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是如何危害人们生命的。如今，他又在生活中遇到了那些化身为人的毒菌。那些贪官、土豪、地痞流氓、伪君子、伪君子，他们想当官，想赚钱。这些家伙就像毒菌一样侵入劳动人民的身体，毒害人们的心灵。就连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人形毒菌。他渐渐变得玩世不恭、孤僻不堪，他与黑暗势力毫不妥协地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尖锐冲突中，他被迫辞职，失业了。

失业后，高士奇的病情越来越重，写作也变得困难起来。他住在上海的一间小阁楼里，根本无法进行细菌学研究：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他想，把自己所知道的科学知识和细菌知识告诉广大民众，宣传科学，不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吗？就这样，他用颤抖得几乎瘫痪的手紧紧握住笔，开始耕耘旧中国的贫瘠土地。

1934年，他出版第一部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就将自己原来的名字“高士”改为“高士其”。一位朋友在报纸上看到高士其的名字，问他：“你为什么改名？”高士其乐呵呵地回答：“去掉‘人’字，我就不做官，去掉‘金’字，我就不要钱了。”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誓言。

面对愚昧落后的社会现状，他一直在深思如何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人民，为改变社会而努力奋斗。1935年，在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建议和启发下，他毅然拿起笔，用颤抖的双手从事当时并不流行的科普创作。他把科学知识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用通俗易懂的拟人化手法写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作品。

此时，日寇正向卢沟桥开炮，在这种形势下，他更加努力地写作，他的文章既是科学论文，又是战斗宣言，他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向两条腿的法西斯病菌进攻。在科学论文《我们的抗敌英雄》中，他写道：“白血球，这些是我们敬佩的英雄。这些小英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不抵抗，遇到敌人入侵，总是冲在最前面。”你看，这难道不是对蒋介石之流的不抵抗政策的极大讽刺吗？他的作品已经超越了科学的界限，成为政治的矛头。

这些作品不仅有普及科学、启蒙愚昧的主题，也充满反战、热爱和平的呼吁。作为科学家，他准确预见了细菌战的可能性和抗菌战的必要性，指出人类存在滥用科学的危险，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应用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为爱国者，他在进行科普创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至1937年间，他用颤抖的双手写出了近百篇科学著作，并汇编成《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日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细菌自传》等书籍，在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广为流传。

“我每天要爬好几米才能到延安！”

随着高士奇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就像一座革命灯塔，吸引着万千仁人志士。高士奇决心要去延安。他说：“我每天要爬几米才能到延安！”

1937年8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奇拖着半身不遂的身体，满怀热情和决心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延安。

高士奇刚到延安，毛泽东主席就到窑洞里看望他，亲切鼓励他“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洞里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努力学习，艰苦奋斗。

同他交谈后，陈云满意地说：“您是延安第一位红色科学家。”

高士奇牢记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同志的话，刻苦学习，积极工作。他说：“如果生活中只有病痛，精神就会空虚、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生活才会充实、有意义。”崇高的理想激励着他坚持不懈地与病魔做斗争。每天起床后，他都要做运动，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他也要做运动。自己站不起来，就靠着窑洞的壁练习，实在站不起来，就坐在椅子上练习。工作和治疗，他都顽强地战斗着。

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鼓励他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一生。

在延安，生活极其艰苦，医疗条件极其匮乏。他忍着病痛，积极工作，满腔热情地团结、教育身边的爱国青年，鼓舞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在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浪潮中，他写下了《我的原子也爆炸了》。他唱道：

“虽然我无法起身，虽然我被危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是，噢，魔鬼无法阻止我们声音的交响。”

4月，高士奇健康状况恶化，已接近瘫痪，毛泽东建议他去香港治病。12日，高士奇依依不舍地告别延安。

在香港治疗期间，高士其仍然无法放弃科普创作，带病坚持写作。

1941年，九龙被日军占领，高士奇从香港来到桂林。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和特长，任命他为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东南联勤处技术顾问。于是他开始了科学食品的研究，并不断进行科学素描创作。从此，他在重庆、香港、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北等地过着动荡的生活，历尽艰辛，饱尝苦难。此时，他已不能握笔写字，说话也困难了，但他仍然进行口头创作，并写下了大量民主诗篇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高士奇来到广州。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高士奇把心中的愤怒化作“匕首”和“长矛”，用一首首旗帜鲜明的诗句，与反动派“斗争”。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破和平伪装，悍然发动内战，高士其的好友李公朴、老同学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怀着无比悲痛和愤慨参加了公祭大会。

这一时期，高士奇写下了《天地行军》等光辉的诗篇，发表了大量谴责反动派罪行的战斗宣言，成为把科学与诗歌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科学诗歌的奠基人。后来，他还写了《言论自由》、《黑暗与光明》、《七月的血风扑不灭人民的愤怒》等，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当中共地下党得知高士其被列入国民党当局黑名单后，党组织立即对他进行保护，并将他调往苏州。由于病情再次加重，又被转往台北治疗。这期间，高士其依然勤奋如初，病情一好转，便又开始研究写作。

1949年1月，高士其在党组织的掩护下，悄悄离开台湾来到香港。5月，他乘船到达已经解放的天津。途中他写道：“我要回到家乡，要再干一番事业，为建设新中国，为人民的健康而奋斗。”

“你的生活是最棒的！”

1949年，高士奇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让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更加激动。开国大典当天，他乘着马车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大典。他说：“我的病痛，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之风吹走了。”他请求党组织不要把他当病人，他要当一名军人，为人民服务。

此时，高士奇已几乎全身瘫痪，党把他安置在北京一家医院，让他在那里长期休养。他因不能为党工作而整夜不能入睡。他请求党组织“不要把我当病人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做贡献，尽快给我分配工作吧！”

周恩来总理答应了他的请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普局顾问。得到工作后，高士奇残疾的身体里始终充满着生命的洪流。除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坚持创作，要为新中国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他原本精通英、法、德三国文字，当时正在学习俄文。他说：“知识就像人体里的血液一样宝贵，我的病不能减少学习的要求。”

但作为一名残疾人，写每一篇文章都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努力。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进行高强度的思考，不管是几千字还是几万字，都要在脑子里整理成篇章。此时，他常常连续几天甚至几周都处于高强度思考的状态。他的手脚剧烈颤抖，眼珠子向上翻滚，不由自主地哼哼唧唧。这种症状就像他每次发病一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家人尽量不去打扰他，有时见他想得太辛苦，不由得劝他休息一下，但无济于事。他要等到文章构思完整，才会静下心来，仿佛风波过去了，神色平静，然后一字一句地叙述，秘书再一字一句地记下来。但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一遍又一遍地讲，喉咙里的声音不清晰，遇到难懂的句子和单词，有时要重复七八遍才能听懂。实在听不懂，他就用颤抖的手写出来，有些字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清楚。他幽默地说：“我的字迹就像天书。”

高士奇写作非常认真，每一篇文章从第一稿到第七稿、第八稿、甚至第十稿，他都会反复修改。送到编辑部后，他会让秘书打电话，要求录入或修改几句。有时早上醒来，还在床上，他就会笑着说：“我想到一篇文章了。”然后迫不及待地洗漱、吃饭，到办公室去写。他开玩笑地称这篇文章是“梦里得来的东西”。

后来，他还担任过中国科普协会顾问、中国科协顾问、全国保护儿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还当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普事业中，成为科普领域的勤奋园丁。他虽然瘫痪了，却深入实际，参观过石景山钢铁厂，写下了《炼铁的故事》，还到云南个旧锡厂参观，出版了《锡的贡献》。从1949年至1964年，他发表文章、诗歌800余篇，出版了近20部科普读物。

高士其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对待写作的态度十分认真，因此，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1954年，高士其的科学诗集《我们的祖国母亲》获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颁奖典礼当天，当他坐着马车来到会场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宋庆龄副主席代表奖委会亲自为高士其颁奖。此时的高士其心情十分激动，在旧中国，他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科普名著，却还贫病交加，还要接受宋庆龄为他募捐的善款。到了新社会，党和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委以重任，生活有保障，写了一些儿童诗，又得到那么高的奖励，他决心更加努力。 他将奖金全部赠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托其捐助给遭受战争苦难的朝鲜儿童。

获奖后，认识高士奇的人越来越多，他收到了许多年轻人的来信，许多人被高士奇的精神力量所鼓舞，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北京二十三中的女生读了他的作品，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九个大字：“你的生命最美！”

“生活，你是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史诗！”

文革期间，高士其已年逾古稀，却也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这非常时期，他没有坐以待毙，在几次病重、几次半夜被紧急送往医院时，他仍坚持给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十几封劝告信，要求恢复被破坏的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在这期间，他写了《绝育计策》，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人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热潮。

高士奇繁忙的工作开始了。各种委托纷至沓来，高士奇没日没夜地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紧张的工作让他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咽喉处的肌肉也呈现僵硬状态，食道和气管盖的开合失去平衡。吃饭时，气管盖经常会张开，大量食物没有进入食道而是通过气管进入肺部，引发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为此，他病得很重，经医生抢救三个多月才得救。

疾病使高士奇失去了唯一的工作方式——听写。高士奇对此感到十分痛苦，因为他认为无所事事是最不幸的事，但又不甘向厄运屈服。早在1939年，高士奇就失去了写字的能力。40年不写字的他，毅然拿起笔来练字。他用僵硬变形的手握着笔，颤颤巍巍地写着。刚开始他一天只能写几十字，逐渐增加到一百多字、二三百字，最后达到了一天写一千五百多字的水平。他常常从上午9点写到晚上11点，他常常控制不住疾病带来的颤抖，在笔记本上留下无数的划痕。

1983年春，全国人大开会的一个星期天，他没有休息，从早写到晚，完成了6份建议书，共1878个字。

面对苦难和折磨，高士奇却过着非常乐观的生活。他说的话没有人听得懂，他说话也费劲，于是他开玩笑地把自己的话称为“高语”。他的字迹没有人看得清，但他自己看见就笑，于是他开玩笑地把自己的字迹称为“天书”。一天早晨，高士奇从床上醒来，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病好了，我可以走路了，行动自如了。我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是这样！”说完，他又笑了起来。

高士奇的病情越来越重，但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高士奇很清楚自己病情的最终结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对秘书说：“如果有一天我吃不下饭，那就是我生命的终点。”这天正在一点一点逼近。

1984年夏天，北京医院的医生终于决定给高士其改用鼻饲。鼻饲后，高士其的工作节奏加快了起来，他经常一边鼻饲，一边写碑文、散文、回忆录，仿佛食物被喂进了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身体里。

高士奇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权利和有限的生命。他治病需要打点滴时，总是要求挂在左手上。虽然左手的静脉已经不能再打了，但他却不愿意伸出右手。他说：“我的右手是用来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他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还在颤抖着写字。高士奇的精神不仅感动了医生、护士，也感动了他的病友们。每天他们经过高士奇的病房时，总能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写字，从早上八点写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医院里恐怕再也没有这样勤奋的病人了。倪志福（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目睹这一幕，忍不住走进病房，劝他注意休息。 高士其用笔在纸上写道：“写作是我最好的休息。”

1985年1月7日，北京医院对南楼进行定向爆破拆除，大量粉尘从门窗涌入室内，使高士奇患上了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10天10夜，不得不用冰毯给四肢降温，随后出现严重的胃肠道出血和癫痫性抽搐，一天晚上因痰液堵塞而不得不接受气管切开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但高士奇却昏迷了三个月。三个月后的一天，高士奇突然醒来。

高士奇于1988年12月19日逝世。1991年，即高士奇逝世三年后，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出版《高士奇全集》。1993年，《高士奇全集》第一卷在人民大会堂首发。1995年，《高士奇全集》出版发行仪式再次举行。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四项大奖。1995年4月26日，高士奇“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福建省成立了高士奇童年居住的“高士奇纪念馆”。在北京，保留了“高士奇故居”，这是我国唯一的科学家故居，是一栋米色的两层小楼，是周恩来总理下令为高士奇修建的。

2005年11月1日是高士奇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今天为什么缅怀高士奇》一文，作者杨健写道：“我们缅怀高士奇，为他惊人的毅力所震惊。我们缅怀高士奇，为他高超的写作技巧所感动。他使科学知识脱去庄严的外衣，受到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寓意深刻，语言浅显易懂，连小学生都能看懂。他大量的拟人化比喻和口语化叙述，开辟了科普创作的新潮流。《钧儿自传》、《我们的祖国大地》等名作，成为世界科普图书馆里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