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瀚：从图书馆到历史研究之路
吴瀚（1909-1969）历史学家。 原名春寒，字伯臣。 他是浙江义乌人。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 1937年起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抗战胜利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 1954年起主持《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1959年起任《中国历史丛书》、《外国历史丛书》主编。 1959年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 他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历史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明史略论》、《读史笔记》、《胡应林年表》等。
吴晗一生读书、写作都离不开图书馆。 后来，他虽然积累了很多常用的、闲置的书籍，但仍然离不开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当他忙于公务时，他仍然给自己制定强制性的规则。 他总是每月去一次图书馆。 当年，他去图书馆并不是为了考察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为自己的写作寻找书籍来阅读。 当然，他也掌握和了解了当前的图书情报信息。 他以多年的图书馆实践为证：“图书馆最大的使命就是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让学者可以花最少的时间满足他们正在讨论的事情。”
人们称他为“书呆子”
吴瀚的家庭有学术背景，书香门第。 父亲有一间小书房，名叫“武轩藏书”，里面藏有古文史书籍。 其中有他最喜欢读的《资治通鉴》，七岁就能背诵。 书中有很多段落； 上小学时，我读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 家里的书看完了，我就到处借书看。 有时我会长途跋涉数百英里去借一本书。 因此，家乡人称他为“书呆子”。
1912年，吴汉进入浙江金华中学，在学校图书馆读书。 不满足的他只好利用假期去书店寻找新书。 他买不起，就站在书店里看。 1928年夏，19岁的吴瀚考入上海中华公学社会史系，逐渐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兴趣。 因为经常去图书馆查书，所以我最初接触了参考书目，也开始明白做研究时必须要掌握它。 有一次，吴汉编着《佛国》，引起了他对作者法显的兴趣。 但使用的是《汉魏丛书》的打字版《佛国》，错别字较多。 为了能有一本接近原著的善本，他只能求助于公校长、考据学者胡适。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我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汉魏丛书》中的一篇，《佛国》的版本很糟糕，我想找到一个更好的版本并校对它。”另外，我还会校对《大唐西域记》和《重返南海》，将它们装订在一起或打印出来，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 年轻的吴汉已经明白，读古书，必须特别注意版本。 当他敲开图书馆的门去学习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使用这把钥匙了。
吴晗和妻子元稹的合照。
吴晗故居
1930年8月，吴晗到北平，打算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但证书上写的成绩是英语二等，所以没有被录取。 而且，考试期限已经过去了，参加考试后就不能被录取了。 他没办法，只好住在海边红楼附近，每天步行去北平图书馆找书看。 当时，北平图书馆仍位于北海公园琼花岛上，但进入图书馆的读者无需凭凭证购买公园门票，以示优惠。
一个月后，吴菡经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推荐，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审校部担任馆员。 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在图书馆，所以我可以很方便地进出图书馆，查阅我需要阅读的书籍。 于是我读了很多书，我特意把读明朝历史作为我的出发点。
有一天，他在图书馆查找有关明代历史的书籍时，偶然发现一本《吴书》，里面编有吴植奇的《胡应林传》。 胡氏是明末浙江大学学者。 因《少室山房班稿》、《少室山房笔集》而闻名。 吴汉发现胡应琳死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享年52岁，可以纠正顾颉刚在《四分真假序》中胡存年已年过60的说法。为了验证说法的真实性，吴瀚从图书馆借来了《少室山房全集》和《兖州四稿》。 还到北海图书馆查阅《太寒集》、《耳游园诗选》，还翻阅了《名师总》、《金华文艺纪事》、《浙江诗话》以及胡应林同时代人的诗集。终于整理出三万至四万字的《胡应林年谱》初稿。 手稿被送给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赏。
吴翰是明史大师。 一般而言，学界认为他的明史生涯是从他撰写《胡应麟年谱》开始的。 事实上，他是从在燕京图书馆学习半年的考证和广泛阅读开始的。 他今后对明史的研究将离不开图书馆。
他数学仍然是零分，但清华大学录取了他。 1913年春，吴汉入班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他的英语和语文都取得了100分，但数学却是零分。 根据北京大学招生规定，三门主科其中一门零分，不予录取； 吴瀚只好再次申请。 当他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时，他的考试成绩与北大的成绩一模一样。 但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浩和教务长张子高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破规录取了他。
吴汉出身贫困，没有收入来源。 经胡适推荐，他安排历史系主任蒋廷富下课两小时到学校图书馆，帮助整理大学档案。 这些档案是历史部在紫禁城清理期间购买的。 它们重达一万多公斤，装在麻袋里。 许多人将它们视为废纸。 但吴瀚认为，这是一份最适合他的好工作。 直到1935年毕业，留系任助教。 当系教授明史课程时，他仍然坚持每天去图书馆整理档案。 这些档案价值极高，他发现了孙中山担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第一份总统令的原件。
吴汉还利用这些原始档案撰写了《明代祖母考》、《明代将士》、《卫士崩溃》等明代历史研究论文。 《明初制度》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还向朋友提供图书馆档案。 1934年，我的朋友罗尔刚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业余时间也从事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 吴涵、罗从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了12卷太平天国史料《中华归办法尼美书》。 1950年编入《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书·太平天国》，是研究早期太平天国的必备资料。
手抄本《朝鲜李氏实录》有300万册。 胡适非常看重吴汉。 他希望吴瀚能够致力于明史资料的编纂工作。 吴晗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他先买了一本线装本的《明史》，仔细地读了起来。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 他阅读了图书馆里所有有关明朝的书籍，如奏折、明大臣笔记等。 而且每次读的时候我都必须做笔记。 其中，仅《明史》笔记，用一字大小的笔记本，就有八十多本。 吴汉最关注的是明代建州（属东北）的历史。 清官修订《明史》时，许多历史事件因政治因素而被篡改。 吴汉在读《明史》时，发现书中从未提及建州是明朝的领土，清朝皇帝的祖先也曾属于明朝。 他决定有必要对这一扭曲的历史事件进行勾画、填补和纠正。
要做到这一点，吴汉必须在《明史》编撰之前掌握两份史料：一是《明史》，有2900多卷；二是《明史》，有2900余卷。 另一本是《朝鲜李氏实录》，有八百多卷。 当时，这两部杰作仅被北京图书馆收藏。
吴寒决定把这两本书看完，把其中需要的部分抄下来。 他靠的是毅力。 那时没有电脑、复印机等工具，只能靠手工复印。 吴晗的抄写工整工整，从不马虎。 他后来回忆说，“从1932年开始，我每个周六、日都会去图书馆，连续几年跑步，一共抄了80本厚厚的书。” 这里的“80本书”仅指“韩国”。 《历代实录》； 这些史料评论了从明初到清末五百年的历史事件，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明清两代的政治事务，特别是建州女真人的事迹。 国家历史有很大帮助。”
当时，整个北平城只有两个人去北平图书馆读过这两本书：一个是正在编纂《明元清通史》的北京大学教授孟森。 ”; 另一个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 吴瀚. 两人走进阅览室，风雨无阻，早出晚归。 1938年，孟森教授因病去世。 此后，郑天挺教授等人打算继续他的《明元清通记》。 吴汉知道后，将自己抄写的三百万余字整理装订成书。 无私提供一本线装书《黎朝实录》。 他非常珍惜这份手稿。 离开清华大学时，他将从图书馆提取的一万多张明史卡片交给了接班教授明史的助教丁泽良。
1959年，吴瀚重新校勘，定名为《朝鲜中国史料》。 本书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太师公”
天帝的辛苦没有白费。 依靠图书馆，吴瀚的学习成绩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个同学。 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是因为他在图书馆刻苦钻研，能读到别人想读却很难找到的书； 老师自学成才，不断通过探索求知。 几年后，他回忆起自己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旧事，说道：“我自己找书看，没有人指导，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很多不好的书。我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想尽各种办法向别人借书，但他们还是不肯借，书中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用那本书去探索。学习参考书目，自己编辑，研究历史和地理，研究方言，自己尝试标点符号，自己写卡片。”
1932年，吴汉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他在读《明史》时，发现里面有很多关于明初宰相胡惟庸党案的文字，但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模棱两可的。 因为他有点嫉妒天皇，所以与日本勾结。 200名日本武士来到北京，把长枪短炮包裹在大贡烛里，秘密与胡惟庸联手刺杀朱元璋。 吴瀚认为这显然是一个漏洞，于是吴瀚记录了“共谋”、“与囚犯共谋”、“与囚犯共谋”等具体罪名的信息，并审查了证据。 他没日没夜地在图书馆书库里寻找相关资料。 文字被编成目录，经过整理、比对分析，朱元璋所定的这起大案终于被揭晓。 由此，他写下了至今仍有价值的《胡惟庸党案审查》。
也许是受到这篇早期论文的启发，吴菡更加意识到图书馆积累数据的必要性。 如果数据多了，就可以写成文档，有意义。 大学期间，吴晗几乎每天都进出图书馆。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座“深藏书库”。 因为他爱读线装书，同学们还给他起了“太史公”的绰号。
通过整理和考证，吴瀚写了《浙江、江苏藏书人简史》和《江苏藏书人简史》两篇文章，每篇都数万字。 文中极为遗憾的是，中国丰富的古籍因政治动乱而遭到灾难性的破坏，但仍能传承给后代的不是国家藏书，而是私人图书馆。 他在《浙江两省藏书家简史》中，引述了《隋书·牛鸿传》中孔子以来的五书活动，并补充说，自隋广陵（扬州）兵变以来，安史之乱，以及黄巢入长安、靖康之乱、南柔之乱等，进而指出：“官府藏品大都随着政局的盛衰而兴衰。而其藏品也只能是以诉讼来判断，无论是假是假，是好是坏，即使是在深幽的宫殿里，也是虫虫丛生，最终也会被日蚀所消灭。还有历代名士，以自己独特的学问，精诚修读经文，连成一排的对联，丰富多彩，贴在不同的地方。学者藏书浩瀚，博学多闻。” 吴汉比较了公共和私人的收藏，称赞当时图书馆的藏书和版画，这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存的巨大贡献。当然，他也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公共图书馆必然会更加发展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