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考古揭示历史纬度和经度

《泱泱大国的彩衣——沉从文与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亚荣主编（七月光明书单上书）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沉从文主编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沉从文主编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沉从文主编

明定陵复原绣孝敬皇后百子衣

【读者感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要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等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中“衣”是民生之首，它的生产主要依赖于纺织技术的出现和进步。 中国纺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纺车、腰织机和其他纺织工具。 养蚕和缫丝技术的掌握，使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织出了丝绸。 丝绸伴随着张骞的掏空之旅，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纺织文化积淀了数千年，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方式。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饰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对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认识。 虽然传世文献中有不少与古代服饰制度相关的内容，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在帝王、朝臣等社会上层阶级，明显“标准化”，无法反映古代服饰的复杂内容和整体面貌。中国服饰文化。 20世纪50、60年代，沉从文先生在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开创性研究中，克服了资料不足等困难，运用实物、图像、艺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功地总结和整理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线索。文件。 在沉先生的带领下，王、王亚荣等学者借助纺织实物的不断出土，开辟了纺织考古的新领域。 新出版的《大国霓裳——沉从文与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深情回顾了王先生和王亚荣协助沉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艰辛历程，展现了中国纺织考古. 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成就。

构建中国纺织历史链条

收集考古出土的纺织文物，构建中国古代纺织物的历史链条，是纺织考古学家的首要任务。 中国古代的纺织原料主要有葛、麻、毛、丝、棉等，都是天然纤维。 其有机特性使得纺织品极易受到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的侵蚀，且难以保存。 因此，纺织考古界有“千古一墓难说，千古墓中罕见一件衣服”的说法。 纺织物的发现十分罕见。 幸运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纺织考古学家在全国各地的许多考古遗址中挖掘并保护了纺织文物。 王亚荣先生在书中介绍了我国纺织考古发展的标志性成就，带领我们走进那些让世界惊叹的考古遗址。

距今约2500年前，江西静安墓出土了300件东周纺织品，将我国纺织链条的时间线向前推进至春秋中后期。 这些纺织品的编织技艺精湛，几何锦经线的密度高达每厘米240根，令人惊叹。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大量战国中晚期的丝织品，距今约2300年。 这批丝绸面料不仅品种多样、色彩缤纷，而且图案神秘，工艺精湛。 西方学者看过后印象深刻，称其设计者是2000多年前中国的“毕加索”。

秦汉时期，中国的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出土的纺织物逐渐丰富。 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崂山汉墓、大宝台汉墓均出土了西汉丝绸制品。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了东汉高档丝织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出五星造福华夏”锦袖章。 此锦图案复杂多样，有云彩、五星、凤凰、凤、麒麟、白虎等奇禽瑞兽，上有小篆书“五星出东方，造福华夏”。之间。 “五星”锦不仅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也见证了精绝国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往。 一经发现，即被认定为一级文物，并成为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一。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纺织业也迎来繁荣发展。 陕西扶风唐塔地宫出土了大量唐代宫廷纺织品，涵盖锦、绫、罗、纱、丝、绣、绣画、印织九大类。 其中金锦、金绣服饰代表了唐代丝绸织造的最高水平。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隐龛中发现北宋初期纸帛书画。 这些文物出土时，已破碎成碎片，严重硬化、粉碎。 在王亚荣先生等人的努力下，60余幅宋初绘画作品成功拼装完成。 斗素女仙雕像就是其中之一。 此画为帛书画，所画女仙皆留长发，身穿白色长袖立领袍，下着及地裙，脚穿红色笏头鞋。 为研究北宋初期服饰、绘画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元明以后，我国纺织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日臻成熟。 河北隆化鸽子洞遗址出土元末丝绣51件（套）。 所用材料涵盖缎、丝、纱、罗、锦、金锦等品种。 洞内发现的“棕地鸾、凤、牡丹、莲花图案织成的锦被”，为研究中国古代缎织物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明定陵出土了孝敬皇后陪葬丝织品128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百子衣。 百子衣是在红色的苏落地上绣上几何图案，再绣上金龙、花卉、百子等图案。 这件衣服使用了十多处刺绣针法。 是集多种刺绣技艺于一体的杰作，代表了明代刺绣服饰工艺的最高水平。

书中的上述案例，都是王亚荣先生从她主持和参与的纺织考古项目中精挑细选的。她在安排书中内容时，打乱了考古遗址的发掘顺序，对年代顺序进行了排序。通过对出土纺织文物的梳理，构建起春秋至元明时期的纺织物链，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代纺织物有更清晰的认识。 国家的发展脉络将形成对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和服饰文化的系统认识。

再现中国纺织物的历史原貌

对考古出土的纺织文物的发掘、提取和保护只是纺织考古的第一步。 王亚荣先生和他的团队还将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复和重新编织。 目前，纺织文物的复制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根据文物出土的外观进行复制，不注重材料和工艺，只追求外观相似的“现状复制品”； 二是文物现状复制与修复。 三是在实验考古方法指导下进行的“织物修复”。 纺织考古学家采取了第三种形式。

实验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主张通过实践或实验复制和重建考古文物，以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 具体到纺织考古领域，需要在充分研究形态、审美价值、历史价值的前提下，精心挑选与文物相同的材料，采用符合古代技术发展水平的工艺方法。出土纺织文物现状. 、在掌握文化物质材料和参数编织条件的基础上，开展修复和重新编织工作。 用王亚荣先生的话说，“修复编织”是在“综合研究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恢复文物原貌、品质和工艺”的研究成果，具有“类似于文物的科研价值和收藏价值”。文物”。 它是“研究古代服装的编织、设计、剪裁的最好的科学研究方法”。

1983年，王亚荣先生精选了龙凤图案绣花被、绣凤花卉棉袍、彩绣田野狩猎带、绣龙凤虎图案单被、彩绣大龙凤被等。马山楚墓出土的凤凰图案。 最初的回收和重新编织实验开始了。 经过七年的努力，王亚荣先生的第一批修复重织工作已经完成。 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令人高兴的是，她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尤其是那精美修复的绣有凤、鸟、花图案的棉衣，让所有看过的文人都赞叹不已。 随后，这批梭织服装刺绣走出国门，在首尔、阿姆斯特丹等地展出，受到高度评价。

书中，王亚荣老师从选材、染色工艺、编织方法、刺绣拼接等各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纺织文物的修复编织过程。 为了使读者更容易了解这些工艺技术，书中在相关内容中附有图案图、图案线条图、文物结构图、编织示意图等各种插图。 这样的编排，给读者一种如同阅读沉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阅读体验。 王亚荣先生具有厨师般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了解这些纺织文物的经纬结构。 通过她的双手，一件件埋藏千年的纺织品再次复活，以光辉灿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服饰之美。

传承中国纺织考古的工匠精神

王先生及王亚荣先生均为沉从文先生的助理。 他们的纺织考古之旅始于协助沉先生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书中收录了两位先生的回忆，读起来简单，却感人至深。 字里行间，不仅有他们对恩师教诲的敬佩和怀念，还有他们对传承恩师事业的责任和担当。

耐心、认真的职业性格。 王亚荣先生在书中多次使用的“忍耐”二字，就是继承自沉先生。 “忍”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怕麻烦、不怕费力。 “耐心点！认真点！” 这既是沉先生的谆谆教诲，也是沉先生的专业品格，深深地影响了王老师和王亚荣先生。 王先生从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层层丝绸碎片，拼接出汉代玉衣碎片； 面对腐烂如泥的纺织文物，王亚荣先生和他的团队表现出了耐心和毅力。 不断追求卓越体现了纺织考古学家的专业性格。

实物与文史相互验证的专业方法。 王亚荣先生认为，要评价沉先生，仅靠作家这个头衔是不够的。 我们也应该称他为“文物史学家”或“图像史学家”。 用考古实物与文史记载相互对照，是沉先生遵循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 受此影响，王先生和王亚荣十分注重考古实践中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 《礼记》、《礼记》、《墨子》、《荀子》、《左传》、《史记》、《三国志》等都是书中引用的历史文献。 在此基础上，王先生和王亚荣先生还通过修复和重织，将纺织考古走上了实践与文史相互印证的道路。

从过去到现在的专业理念。 沉先生主张“为古为今服务”，主张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 当王亚荣先生面对出土的古代文物时，常常感觉它们不如以前了。 这让她意识到“古今有用”的重要性，于是她决定开展纺织文物的修复和编织工作。 她的努力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历史遗迹，让中华民族优秀的纺织服装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用只有考古学家才能亲眼目睹的古老色彩震撼着普通读者和观众。

时间不等人的专业使命。 沉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时，深知国外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常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这种责任和担当，是沉先生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也成为王先生和王亚荣克服工作困难的重要法宝。 在书中，王亚荣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责任”。 面对“紧急”的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王先生克服生活困难，登上了前往长沙的火车； 为了保护马山楚墓里的纺织文物，王先生和王亚荣在荆州街头度过了除夕夜； 为了清洗静安墓内的纺织品，王亚荣先生和他的团队将双手浸入清洗尸体所需的2℃水中，并不断敲打，以洗掉泥沙。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责任，保护和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中国有大礼，故曰夏；有衣印之美，故曰华”。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服饰文化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髓。 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的考古”建设贡献力量，是纺织考古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纺织考古”被批准为特色学科，王亚荣先生也荣获第一批“大国工匠”荣誉称号，这是对纺织考古事业的极大肯定。 王亚荣先生认为，新时期中国纺织考古学的发展应着眼于专业队伍的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创建，最终构建纺织品保护与修复一体化的体系。文物、实验研究、服饰文化研究、展览。 ，一座真正的集爱国主义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历代“中国服饰博物馆”。 在书的最后，王亚荣先生向读者展示了她发起和指导建立的九个纺织服装文物研究保护组织和领导，并列出了她培养的博士生名单，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纺织考古. 蓬勃。 《大国彩衣》的出版，不仅让我们回顾了我国纺织考古的创立历史，也总结了我国纺织考古取得的成就，为这项事业的发展探索出路、指明了方向。

（作者：李勇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